双亭记——白希

发布时间：2012-08-02浏览次数：来源：作者：

双亭记 ——欧阳修在滁州题记：2007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诞辰一千周年，特撰此文，以志纪念。——白希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（公元1695年）的《古文观止》，自其行世以后，翕然风靡，脍炙人口，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，鞠育了300余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。在这些被叹为观止的千古雄文中，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如日月同辉，赫然在列。同一作者，写于同一年份，描写同一地方相似风物，而同时被收入《古文观止》的，《醉翁亭记》和《丰乐亭记》为所仅见。这种奇观，即使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，也是少见的。只此一点，就可以看出一代文宗欧阳修思想的深邃宏博，文采的雄奇瑰丽。醉翁亭、丰乐亭这一双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，因为两篇流光溢彩的美文，永远定格在了滁州的青山绿水之中，永远铭刻在了中国人文画廊的丰碑上。今天的人们，追随着欧阳修那清丽飘逸的文字，走进婀娜多姿的滁州山水，静坐于醉翁亭中，徘徊在丰乐亭畔，听泉声鸟鸣，看红树青山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崇尚文治的北宋的风情万种；穿过漫漫的历史年轮，和欧阳修神交，去感悟他的英雄梦和寂寞愁，去体会滁州山水赋予他的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。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，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，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(公元1007年)。四岁丧父，其母郑太夫人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字教他认字。“画荻课子”的典故即源于此。二十四岁那年，欧阳修考中进士，开始进入北宋政坛。他是一位正直敢言、词锋凌厉的文化人，和官场的潜规则总是不默契。三十岁时，由于为素有贤名的政治家范仲淹遭贬而慨然不平，仗义执言，也遭贬出京，到峡州夷陵(今湖北宜昌)去做县令。三十三岁还朝后，却涛声依旧，秉性不改。以范仲淹等人为首的改革派开始了“庆历新政”后，保守势力毁谤范仲淹等人为朋党，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即向仁宗进献了著名的《朋党论》。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，围绕“君子不党”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，曲折反复，不说君子无朋，反说君子有朋；不说朋党不可用，反说朋党可用，最后归结到一点：人君“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”。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不见得是一着好棋。首先，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，所以这篇《朋党论》触犯了仁宗内心深处的忌讳，其次，按照欧阳修的观点，不是君子之“真朋”，就是小人之“伪朋”，这样就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，欧阳修在无意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。不久，“庆历新政”失败，范仲淹等人被迫出京，时任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注定又一次走上了被贬之路。庆历五年八月，仇家无中生有，造谣污陷欧阳修和外甥女有染，最后虽然谣言被攻破，他却还是被再次革职，远放滁州来做知州。告别居官的定州望都县，官船从阳城淀出发，入汴水，转淮河迤逦而行，两岸柳黄霜白，枫老蕙凋，长空中归雁阵阵，鸣声凄清而悠长。尽管在远谪前写的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中曾言明“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，言不逆耳不为谏，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，敢于一人难犯之颜”，下决心要放言直谏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但—种莫名的惆怅感还是袭上欧阳修的心头。关山隐隐，绿水迢迢，迁徙之路本来就是孤独而落寞的，偏又逢上这霜染秋林的凄清时节。欧阳修来到滁州，已是深秋时节。在欧阳修的心里，介乎江淮之间的滁州本来应是一个“山不通车，水不载舟”的偏僻之地，贫穷荒寒。这样的季节一定是衰草遍地，肃杀凄凉。而展现在欧阳修眼前的滁州却是“黄叶落空城，青山绕官廨”，“晴林紫榴坼，霜日红梨晒”。如此美丽的秋景对于被贬出京的欧阳修孤寂落寞的心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慰藉。 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儒家的这种传统思想对于欧阳修这样的读书人铭心刻骨。作为新上任的地方军政一把手，当务之急必然是抓治理、抓建设，尽快实现境泰民安、年丰人乐的局面。当过地方县令和中央官员的欧阳修深谙下情，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，他清楚，对于滁州这样地僻物丰、民风纯朴的地方，应该为政宽简，多予少取。他在这么做的同时，又发动全城上千民工，在冬闲时用去九万多个劳动日，修筑了滁州的城墙；为加强社会治安，他亲自督率操练民兵；由于大旱，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在柏子龙潭前娱神求雨。按照这样身体力行的行政方略治理滁州，果然二年不到就初见成效了。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，欧阳修很得意地说：“小邦为政期年，粗若有成，故知古人不忽小官，有以也”。在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地方，虽不能“兼济天下”，而“独善其身” 倒也可以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欧阳修心情自然好起来。带着欣赏的目光来感悟滁州，欧阳修很快就被滁州感动了。滁州虽然地处偏僻，舟车不行，但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不失为一座历史名城。滁城西南面的琅琊山风景秀丽，有“蓬莱之后无别山”的美称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，琅琊王司马睿曾避难于此。后来，司马睿南渡建康，成为东晋元帝，琅琊山因而得名。山中的琅琊寺建于唐代大历六年（公元771年），距欧阳修时代已近300年。其间的寺、亭、井、塔，泉、台、碑、洞，互为映衬，意蕴隽永。唐代名家李阳冰、李幼卿留下的摩崖石刻震古烁今。“东晋王家住此溪，南山树色隔窗低。碑沉字没昔人远，谷鸟尤向寒花啼。”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唐代先贤顾况的《题琅琊上方》、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对滁州山水的描述，更是让欧阳修沉醉。悠游在琅琊山中，泊舟在西涧岸边，沦落异乡、政途失意的欧阳修拥有了几分庆幸。谁能说，贬谪滁州，不是命运抛给欧阳修的另类微笑？渐渐地，欧阳修发现，在滁州当一个地方官也挺不错，首先是自由，特别是心灵的自由。这里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，苍茫群山和疾风寒雨阻断了官场的喧嚣，官阶虽低，凡事却可以自己作主，自然用不着挖空心思揣摩上司意图，更不用去看同僚的眼色。不用早朝，当然也就没有站班叩首和其他繁文缛节。这里虽没有汴京那样可以依红偎翠、纸醉金迷的红楼楚馆，却有一派充满了生机和野趣的自然山水。作为一个文化人，他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自然的向往，那么，就扑进大自然的怀抱，展示出一个更纯真更健全的自我吧。欧阳修走进了滁州西南的深山幽谷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中去，“野鸟窥我醉，溪云留我眠。山花徒能笑，不解与我言。唯有南风来，吹我还醒然”。几分自得，几分陶醉，又有几分悠然，大自然与作者几乎已浑然为一体，从中，我们又能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忘情山水的那种境界，那种情致。就是在这种境界、这种情致和滁州山水的交相辉映中，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丰乐亭、醉翁亭双双诞生了。关于建筑丰乐亭的缘起和目的，欧阳修在《丰乐亭记》中说：“修既治滁之明年，夏，始饮滁水而甘。问诸滁人，得于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则丰山，耸然而特立；下则幽谷，窈然而深藏；中有清泉，滃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。于是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，而与滁人往游其间”。在给好友韩琦的信中说：“因爱其山势回抱，构小亭于泉侧。又理其傍为教场，时集州兵、弓手，阅其习射，以警饥年之盗。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。”可见，修建丰乐亭缘起是因为一眼甘泉，作用是要在此会客、办公、饮茶、休息、寄情山水之乐，还要在亭前的山坡上教练民兵。至于醉翁亭，则是同一年晚几个月由僧人智仙在琅琊山中建造，馈赠给欧阳修，作为他为政之余休闲品茗、饮酒赋诗、与民同乐的场所。这里万峰浮翠，林壑尤美，鸟鸣泉响，石老云荒，朝暮气象变化，四时景观不同，日日来游，快乐无穷。丰乐亭里从容地治兵理政，醉翁亭里悠闲地饮酒赋诗，琅琊山的清泉日日流进他的心田，大丰山的白云天天擦拭他的孤独，欧阳修的人生境界变得空前旷达，心灵得到无限舒展。汴京城里那个刚烈威猛的欧阳修，成了一个悠然林下客，无论是庙堂之高，还是江湖之远，出世也好，入世也罢，一切都变得不经意起来。就是在这不经意之间，中国散文史上的灿烂华章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从欧阳修的心中流淌出来。这是两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游记，更是两曲心灵的咏叹和吟唱。她们如同一对风姿绰约的姊妹，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伫立，风华绝代，摇曳千年，至今依然容光焕发，令人赏心悦目。《醉翁亭记》酣畅淋漓地渲染了一个自号“醉翁”的被贬官员纵酒山林、与民同乐的出世情怀。和传统文人出世选择隐居不同，欧阳修在一连串抑扬顿挫的“之乐”、“而乐”、“其乐”和“之乐其乐”中，似乎喷涌着压抑不住的朗笑，似乎是他在向天地宇宙豪歌：和百姓一起醉倒在山水之间最美妙，醉比醒更好。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失意者，欧阳修的内心深藏着巨大的悲愁。也许是山壑林泉之美暂时掩盖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，也许是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的人生境界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……也许还会有更多的“也许”，但这一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《醉翁亭记》诞生了。《醉翁亭记》一经问世，就洛阳纸贵，让无数人为之心折。于是，欧阳修让人刊石为碑，立于亭前。为了获得文章，人们纷纷慕名前来拓碑。南宋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：（欧阳公）记成刻石，远近争传，疲于模打。山僧云：寺库有毡，打碑用尽，至取僧堂卧毡给用。凡商贾来供施者，亦多求其本，僧问作何用，皆云所过关征，以赠监官，可以免税。这真是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从拓碑者那络绎不绝的身影和朝圣般的虔诚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闪光。为了拓取石碑上的当代人写的一篇文章，竟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。当代人文章的拓片，又不是古董，却可以行贿沿途的税官，以求得对方高抬贵手。受贿的税官自然是可恶的，但这个收受拓片的税官却让人感到有几分亲切。也许，他只是想用这件小玩意装点一下自己的客厅，好早晚观赏这篇摇曳多姿的美文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没准时间久了，那些流光溢彩的文字会把他心中的污浊荡尽呢。也许，正是因为有了最初的那些拓片，《醉翁亭记》才得以流韵千古。如果说《醉翁亭记》所渲染的是欧阳修的出世情怀，那么《丰乐亭记》所展现的则是一个儒家文化官员渗透在血液里的入世精神。《丰乐亭记》篇幅和《醉翁亭记》一样的短小精悍，却深沉厚重，寓意深远。文章在描写了筑亭的起因、经过后，笔锋一转，通过回顾北宋王朝建立时的战争年代，对照当前滁人“安于畎亩衣食”，“乐生送死”的和平景象，从而要求人们记住“幸生无事之时”，激发人们感皇帝之恩、报朝廷之德的思想，最后表明“宣上功德”，“与民共乐”是自己的职责，点出写文章、命名丰乐亭的原因。处在“地僻事简”的滁州，依然不忘关心民瘼，报效朝廷，自名为“醉翁”的欧阳修醉了吗？没有，他清醒得很。“四十未为老，醉翁偶题篇。醉中遗万物，岂复记吾年？”屡屡的官场失意，连连的遭受贬谪，的确不如醉去。“可笑灵均楚泽畔，《离骚》憔悴愁独醒。”他也曾嘲弄屈原不肯从俗，盼望着能有一个众人皆醉他亦醉的心境，可惜他做不到，他只能步屈原不肯从俗的后尘。他在流连于山水的同时，也在密切关注着世事的变化，关注着滁州百姓的安危冷暖，去修城、去练兵、去求雨。当他听说自己的好友、“庆历新政”的积极拥护者石介被保守派的夏竦等人迫害，病死在家中的消息时，潜藏在他心底的那腔正直热血又一次涌动起来，慷慨悲愤地写下《重读<徂徕集>》 (《徂徕集》为石介的遗著)，把石介的冤屈，自己心中的不平，疾风骤雨般地倾泻在诗中。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是矛盾的，但在特定时期、特定人物身上，却能够构架出出人意料的和谐。谪居滁州的欧阳修何尝不是这样？以民为本，与民同乐，醉翁亭、丰乐亭不正是这种和谐的产物吗？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不正是这种和谐的写照吗？清人薛时雨云：“滁之有醉翁、丰乐二亭，如人之有眉目，剔目矐眉而其人不全。”这位咸丰三年进士，杭州知府任上乞休归来的全椒乡贤，晚年耗费了十年的时光于分别主持了醉翁亭、丰乐亭的重修，对醉翁亭、丰乐亭之于滁州的理解可谓醍醐灌顶。是的，醉翁亭、丰乐亭是欧阳修用文化的理念为山川秀丽的滁州催生的眉眼，是感悟滁州青山绿水和悠久历史的窗口。自从她们诞生近千年来，滁州人一直用自己的情和爱去呵护她们。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一直到民国，醉翁亭、丰乐亭多次遭到战乱、自然灾害的破坏，屡屡毁圮，但是滁州人总是不辞劳苦，屡屡设法在原址上重新修复她们。欧阳修在《丰乐亭记》和给朋友的书信里先后提到的泉水，坐落在滁城西面大丰山脚下，原先取名幽谷泉。北宋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知州陈知新重拓其泉，垒石为池，潴水亭下，并改名丰乐泉。明代以后改名紫微泉，其大致风貌规格保留至今。沿紫微泉向西北上行数百步，便是丰乐亭。现今的丰乐亭，经过近千年的沧桑岁月，已发展成为一座四面有墙，花格棂窗的园林景观式建筑，规制和形式同欧阳修建亭时大有不同。现在的基本建筑，都是1996年由市文化部门重修的。丰乐亭园林是一座三进长方院落，丰乐亭、保丰堂、危楼等，成轴线依次建筑。院墙正门门额上“丰乐亭”三字，系明代南京右佥都御史萧崇业所书。门内即是丰乐亭。丰乐亭是一座16立柱，飞檐翘角，回廊抱舍的四方亭。亭壁原镶有“欧文苏字”的《丰乐亭记》碑刻两块、三面，另一面是吴道子绘观自在菩萨石刻像，“文革”中遭严重破坏。1996年重修后，两块碑刻移立于院子的左面。保丰堂位于丰乐亭院落的第二进，是五间粉墙瓦顶的平房，为明嘉靖二年滁州知州陈则清主建。“保丰”的含义就是保佑年年丰收，其中也蕴含了深深的民本思想。第三进的危楼为欧阳修稍后的宋代人初建，青砖小瓦结构，上下各三间，初置王禹偁画象于内壁。宋绍圣年间改称九贤祠，内祭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、韦应物和宋代滁州知州王禹偁、欧阳修等九人像。危楼的两边，还各有三间平房，左边叫棠舍，右边叫芥舟。棠舍和芥舟虽小，却寓意深刻。棠舍一词源于《诗经·南召·甘棠》。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”。意思是甘棠树啊高又大，不能砍啊不能伐，因为这是召伯曾经住过的草舍。召伯即周召伯，姓姬，名奭，是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曾帮助武王伐纣。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没有几年就病故了，儿子成王继位。成王才十四岁无法主理国事，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协助理政。朝中的反对派就聚集在召伯身边形成另外一股力量，召伯虽非文王嫡出，但还是与周公一起共同辅佐成王理政。召伯巡视南方的时候，曾在一棵高大的甘棠树下休息、理政。后人因为怀念召伯，一直不忍心伐掉这棵甘棠树。后世就用“甘棠”一词，指代为官者的政绩与遗爱。芥舟，就是小船，典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“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”。意思是说：水若积蓄不深厚，那么负载大船就没有力量。比如倒一杯水在堂前洼地，小草可以在这洼水上作船玩，可是放上一个杯子作船玩就不行，粘在地上了——这是由于水浅而“船”大的缘故。风如果积蓄得未成厚势，它也没有力量背负起巨大的翅膀来。所以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，那厚势的长风就在它的翅膀下面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事物都是辨证的，只有因地制宜，和谐运作，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无疑，棠舍和芥舟表现了后人对欧阳修政绩和遗爱的怀念，对欧阳修和谐处理政事的推崇和赞誉。这些许小处，却透视出丰乐亭整体建筑艺术的奇妙。丰乐亭建筑的内外，有许多名贵古树。较珍贵的有古银杏、古龙柏、古黄杨。丰乐亭前的古银杏相传为欧阳修手植。而丰乐亭院门前的一棵数百年的老楸树，则是被雷电劈掉树冠，树干上部多处枯死后，新皮裹着枯干，重新生长起来的。她如同丰乐亭一样，历经数度劫波，依然生生不已。和丰乐亭相比，醉翁亭则要幸运许多。她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片“九亭十阁”古园林建筑群，和杭州湖心亭、北京陶然亭、长沙爱晚亭并称为全国“四大名亭”。而且，醉翁亭因为其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优美的建筑格局，享誉国内外的影响，被誉为“四大名亭”之首。醉翁亭的园门外经年流淌不息的是《醉翁亭记》中说到的“让泉”。“让泉”在后来的许多版本中多写作“酿泉”。让泉傍着溪岸壁，周围有青石块砌成的方池。方池一分为二，泉水常年喷涌，久旱不涸。“石液长流空涧雪，溪烟细涌半堤云”。清初诗人香庭曾这么赞美让泉。让泉边的溪壁上，镶嵌着一块清代康熙年间滁州知州王赐魁树立的石碑，碑上“让泉”二字端方凝重，肥硕妩媚，极见功力。 “但爱亭下水，来从乱峰间。声如自空落，泻向雨檐前。”跨过横在泉溪上的一道精致的石板小桥，进欧门，几经曲折，过“酒国春长”门，便是醉翁亭。这座由16立柱支撑，四周设有栏榭的建筑，上项为歇山式，吻兽伏脊，飞檐翘角。檐下有雀替，悬嵌着八组古代故事的硬木透雕。亭内立柱上，挂有许多抱柱楹联，其中薛时雨重修醉翁亭时所作的一联最佳。翁昔醉吟时，想溪山入画，禽鸟亲人，一官迁谪何妨，把酒临风，只范希文素心可证；我来凭眺处，怅琴操无声，梅魂不返，十亩蒿莱重辟，扪碑剔藓，幸苏子瞻墨迹长存。这幅长联，抚今追昔，涵盖广泛，深深的遗憾中饱含着庆幸。上联中说到的范希文，就是庆历新政的领袖范仲淹。“把酒临风”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句子，这篇雄文也是作于庆历六年。薛时雨在这里引用，除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是因为曾和范仲淹并肩作战外，还因为欧阳修身上同样具有范仲淹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人生境界，两人骨子里都有以民为本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生追求。下联中说到的苏子瞻，是宋代第一文人苏轼。在文学艺术上，他是宋代仅见的天才，在散文、诗词、书画等主要门类里都确立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。联中的“墨迹”，使这位文艺天才的艺术辉光在滁州闪烁了近千年。让我们再回到欧阳修让人刊刻的那块石碑前，由于这块碑雕刻的字体较小，而且笔画轻浅，经不住无数人长期捶拓，所以，没过多久，字迹就模糊不清了。这成为滁州人的一大遗憾，也成为那些慕欧阳修、醉翁亭之名来滁州的人的一大遗憾。欧阳修离去40多年以后，滁州的知州王诏，觉得《醉翁亭记》碑刻的磨损实在是一大损失。他千方百计找到当时在颍州做知州的苏轼，请他书写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。作为欧阳修的学生，苏轼对于“双亭记”早已爱之至深，他欣然命笔，豪气奔涌地书写了两篇雄文。王诏立刻组织人员刊石立碑，《醉翁亭记》立在了醉翁亭边，《丰乐亭记》立在了丰乐亭畔。《醉翁亭记》原碑一共两块四面，现存宝宋斋中，每块高2.36米，宽0.9米，正反两面刻字，带正文后面的说明，一面100多字，每字10公分见方。字体端方敦厚，神凝气动，笔力雄健，风韵飘逸，与“亭记”相应成辉，珠连璧合，堪称“宋代双绝”，成为琅琊山的镇山之宝。宝宋斋小巧精美，造型别致。室内格局绕碑环回，中墙开一圆门，外圈是庑廊栏柱。面积虽小但游憩宽绰。由于原碑风蚀毁坏许多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滁州人在醉翁亭园西边开阔地又重建了一座六角飞檐的新宝宋斋，新刻了四块同样大的碑石立于斋亭内，使今人重新能够领略当年“欧文苏字”的风采。在醉翁亭景区，还有二贤堂、冯公祠、意在亭、菱溪石、影香亭、醒园等建筑和景点。亭园的西门专供游人出园，门额上刻着“醒园”二字。沉“醉”而入，清“醒”而出，这其中的意境，就具体注释了《醉翁亭记》中的结束语：“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”的含义。不会醉的人是痛苦的，不知醒的人是麻木的。能醉能醒，敢为敢乐，才是和谐的人生，快慰的人生。庆历八年(公元1048年)，欧阳修被朝廷任命为扬州知州。至此，他任滁州知州已经三年。他即将赴任的扬州，在当时是东南一方的交通枢纽，自古繁庶。从滁州调任扬州，显然有升迁的意思。但这时的欧阳修对滁州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，极不情愿弃它而去。“花光浓烂柳清明，酌酒花前送我行。我亦且如常日醉，莫叫管弦作离声。”在《别滁》一诗中，他如此深情地写道。不过，欧阳修还是离去了。“可怜此乐独吾知，眷念君恩今白发”，他眷恋滁州，但他更牵挂汴京的君王。出世毕竟是一种无奈，入世才是他的终极追求。就像他不得不来滁州一样，他同样也不能不离开滁州。车辚辚，马萧萧；林花谢，春意阑。北宋庆历年间的欧阳修走了，历史的欧阳修却留下来了。因为醉翁亭、丰乐亭留下来了，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也留下来了。他们留在滁州文华昭昭的历史中，留在滁州钟灵毓秀的山水中，留在滁州人的倾心仰慕中，留在不绝如缕的朝圣者的目光中，留在中华文明史册的不朽画卷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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